美国学者对于陶行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与杜威的关系，以及他的晓庄学校试验，他们也想当然地认为陶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此后不再重要。这些共识使学者们的研究难以达到对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及晓庄试验更加全面的理解。另外一个共同的认定，是基于不充足的论证或者不细致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即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正如这篇论文所呈现的，陶行知的教育理想和实践在晓庄之后的时代仍然继续地发展深化。他是一位具有独立和创造性的教育改革者。
陶行知是20世纪中国最富创造性和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对中国新教育和民族重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陶行知被研究现代中国的美国历史学者们看成是杜威模式的改革者。而事实上，陶行知的思想资源、社会视野、意识形态的导向以及教育理论和实践均是更为广阔和丰富的，这些都远远超过了这样一个标签。
陶行知的思想是兼容并蓄的，他自由地吸收各种完全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思想资源，比如孔子思想、基督教思想、杜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他同时代的教育家和同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也激励他产生新的理想和改革方式。[2]但是，陶行知的教育主要以其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而广为人知，与中国传统的和新的教育、主流知识分子和教育家之间表现出一种张力。陶行知自己试图通过教育和社会视角来实现国家重建的目标，使他能够超越杜威的教育哲学而创造出自己的关于生活教育的理论。
专注于陶行知的晓庄学校经历（1927—1930）研究的美国陶行知研究学者认为陶行知在1930年以后的教育改革都已不再重要。[3]这一共同的假设前提，是由于他们采用陶行知与其导师杜威之间的关系这一狭窄视角，正如直到目前缺少加以证明的来源，[4]这些都阻碍了他们更加彻底地理解陶行知的成就，包括在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这一问题。另外一个基于不充分的证据和仔细研究所得的普遍假设是，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变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5]我的关于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与实践研究以及超越所面临的挑战，都是这些前提假设。正如我在这篇文章中将要呈现给大家的，陶行知的在晓庄学校经历之后的教育思想以及实践是继续演进的，他依然保持着独立性与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