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门重新向世界开放，中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交流很快得到恢复并蓬勃发展起来，国内高等学校和西方高等学校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伴随教育交流的进行，欧美的高等教育理念重新流到中国。这些高等教育理念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一些哲学理念，如理性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等，这些哲学理念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过深刻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全面学习苏联的“一边倒”做法，这些西方哲学理念被逐出国门，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销声匿迹或逐渐衰微。改革开放重新赋予这些哲学理念以新的生命，它们迅速流到中国，继续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影响。一些久违的理念如“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办学自主”“以学生为中心”等，重新成为大学生活的中心，对中国高等教育发挥了积极的促进和规范作用。第二种类型是20世纪中后期以后涌现和发展起来的哲学流派或思想体系，如科学哲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市场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等。这些哲学理念符合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的需求，它们将学分、聘用、成本、效率、规模等概念融入中国高等教育，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实证化产生了很大影响。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饱受争议的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高等教育并轨收费等，无不与这些哲学理念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当然，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重新介入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后者依然支配着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高等教育。从办学方向、专业设置、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理念尚不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理念完全接轨，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仍然十分僵化。尽管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已经启动，但是一些领导人的思想仍然比较保守和僵化。在惯性思维的作用下，一些决策者和主管领导心存顾虑，改革的步伐很小，对于西方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持怀疑和抵制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下，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西方高等教育理念依然有某种程度的抵制和保留，至多只是对某些理念进行模仿。譬如，尝试扩大校长的办学权力，对部分院校下放人事权、专业设置权等办学权力；减少行政干预，给学校更多的办学自由等。但是，这些做法距离真正的学术自由和办学自主尚有较大的差距，“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相较于整个管理体制的保守和僵化，一些著名大学的校长通过对外交流，了解了西方国家大学的发展状况，对西方高等教育理念有着更深的体认。他们将西方的高等教育理念引入自己领导的高等学校，积极进行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朱九思先生领导下的原华中工学院，刘道玉先生领导下的武汉大学等，冲破各种压力，大胆尝试学分制、聘任制、选修制、学术休假制等改革。这些改革在今天不算新奇，但在当时是一些非常超前的教育理念，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一缕清风，却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指责。可以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理念萌芽的时期，但举步维艰、处境堪忧。直到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环境才有了进一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