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也是争论不休的老议题。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从闭关锁国到对外开放，这些处理中外问题的思想与对策，对大多数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中外问题的实质是力量对比，种种对策由此而生。具体而言，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比之下，我国是绝对弱者、落后“学生”，这就决定了最初的中外关系是不平等的，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西方文化，壮大自己，争取民族独立。在此背景下，我国此时的教育变革就不能不比较多地借鉴西方成熟的教育教学理论，这是毋庸置疑的。[14]但在此之后，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我国实现了民族独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中外关系由此发生积极变化，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实力日益强大，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外关系开始朝平等互助、互相学习、合作竞争的新方向演化，一种崭新的中外关系结构正在形成，我国在各个领域均展开了有益的自主探索。相应地，课程与教学领域的中外关系格局在这一时期也在发生积极变化，我国不再跟在发达国家身后亦步亦趋，而是更多地站在国际立场上审视本国的教育发展，逐渐获得了教育改革的主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有关国际化和民族化的论争成了我国现代课程与教学体系建设的崭新议题。所谓国际化，强调的是教育（包括课程与教学）要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跟上国际趋势，使本国的教育成为国际教育的一部分，即“国际视野，本土行动”，并大多通过国际教育交流及国家教育合作的形式实现。所谓民族化，强调的是教育（包括课程与教学）主要应立足本国国情，在课程安排和教学实施中始终要体现国家、民族的传统和精神，努力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学校教育。就我国而言，一方面，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关注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及时了解国际教育信息，已是基本共识。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指出，我国的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九十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另一方面，“只要国家概念没有消亡，谈及中国教育就是指活生生的具有中国特殊经验的中国教育，而不能指望有一个现成的西方教育可以直接拿来使用或照搬”[15]。因此，在我国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民族化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