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由于氏族解体不充分，血缘宗法制度被保留下来，因此，个体与宗族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祭祀）上仍然有着紧密的联系，处于一种交融互涉的依赖关系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仪礼·丧服·传》中：“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又如《礼记·曲礼》说：“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为了使大家能安于这种社会结构，社会伦理从小便训练人们以家族团体的兴盛与人际关系的维护为重，而以个人的意见、爱憎或荣辱为轻；从小到大，人们必须学会把握自己的身份，安于自己的本分，以使个人融入以家族为主的群体生活之中。经由如此这般的社会化，传统的中国人大都会形成他人取向的性格特质，产生注重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谐的道德心态。[38]
所谓他人取向，是指一种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的认知与行为倾向。其特点是注重在人际网络或团体关系中表现出适当的角色行为，以维持自己与他人的良好关系。在这种认知与行为的倾向下，个人生活的重点是应付他人，以使他人对自己不致有不良的印象。现代许多学者多以诸如社会取向（social orientation）或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之类的概念来描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39]。黄光国认为，儒家伦理、社会取向和集体主义等抽象层次甚高的概念，其实是通过一套由“人情”“面子”“关系”和“报”所构成的社会机制而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产生实际的影响[40]。杨国枢提出，中国是“社会取向”的社会，社会取向是指个人与周遭环境建立并维护和谐的关系，将自己融入，以有效地达成集体及社会关系性目标的倾向。杨国枢认为，中国人相当重视外在的社会情境和社会现实，并且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常常为了符合社会情境的特征与要求，违背自己的原意，表现出适合那个情境的反应，以迎合外界。他提出，中国人的社会取向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第一，强调人际或社会关系的和谐。中国人往往宁可牺牲个人的许多利益也要努力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起码要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关系。第二，重视别人的意见或批评。中国人对他人的、家庭的或社会的意见和评价，看得比个人的好恶和评价还重。第三，重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外在情境一旦改变，个人的态度与行为也必须加以配合，以使自己的言行能时时具有社会的适应性，并能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能识时务，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维持外表和谐得体的人际关系，才是社会生活的重点所在。第四，习于压抑自我以求和谐。中国人因特别重视表面社会关系的和谐，便格外讲求压抑自己，最好少活动、少说话，不把心中真正的意见表达出来。对“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最为推崇。第五，强调反求诸己而不外责。反求诸己是标准的中国人应有的做法。为了维持外界关系的和谐，常常先怪罪自己。由以上特点可知，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的主要作用在于应付外界，希望能够维持自己跟别人的良好关系。[41]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及东方社会文化主要是集体主义取向。杨国枢提出，在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必须以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作为运作的单位。最能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当然是以血统为基础的家族，于是，家族的维护、和谐及团结成为最重要的事情，进而自然形成以个人为轻而家族为重的集体主义。[42]李庆善也认为，集体主义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也是个体对待社会和他人的行为方式。对于具有集体主义人格的人，把他叫作“集体人”，拥有一组典型的人格特征，其中之一是追求集体内部的和谐和团结，对不和及涣散十分敏感，由衷焦虑；极力避免矛盾冲突，千方百计地逃避争斗和分裂；以和气、合群、人缘儿好、善处、宽容、不挑剔、不攻击作为做人处事的规范。[43]从这些行为表征来看，在宗法制和家国同构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他人取向”或“社会取向”的观念均相当有力地描述了中国人人际和谐的心理与行为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