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差序格式”，中国人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主要从关系亲疏与等级差序两个方面来考虑自己和他人的角色定位，并以此确定社会交往的基调与原则，从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23]杨国枢提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及生人关系三者间，不只是亲疏程度的量的差异，而且也有截然不同的质的区别。这些基本的区别决定了个体人际互动的原则与互动方式。在家人关系中，彼此要讲责任或亲情（即责任原则或亲情原则），让双方做其所应当做的事，尽其所应当尽之责，而不那么期望对方做出对等的回报。这与进化心理学中所讲的“亲贷投资”理论相一致。在熟人关系中，相互要讲人情（即人情原则），以双方过去所储存的既有人情为基础，以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与程度从事进一步的人情来往。因无血缘关系，人情的亏空或赊欠终有限度，自然比较会期望对方回报，这与社会心理学中所讲的“社会交换”理论相一致。至于生人关系，实则无任何实质关系，彼此相遇或打交道，只能依照当时的实际利害情形而行事（即利害原则）。两者间既无血缘关系，也无人情关系，因而比较会精打细算、斤斤计较，对给与取的平衡与公道相当敏感，对回报的期望也很高。在家人关系中，既然彼此需讲责任、尽义务，则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全力保护自己的家人。在熟人关系中，基于人情的存在，中国人也会依据特殊主义的态度与做法来对待对方，但与对待家人相比，其程度则降低很多。至于生人关系，既不讲责任，也不讲人情，则只有依双方的利害情形而行事。如无任何利害考虑，则可能依据社会上一般的公道原则照章办事，既无任何通融，也无任何留难。而对待陌生人，我们也有时会触发善心，设法予以通融；有时，因为对方与自己无关，办事就会推脱迁延，不痛不快。这三种社会关系中具体的人际对待原则、对待方式、互依型态及互动效果见表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