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争虽然多有益处，如上文所讲的“不争而善胜”“不争而能保全性命”等，但在有些时候，畏争带来的害处也多。因此，此处只讲畏争的害处。
“和为贵”或“息争”的态度，使中国人给他人一种容易相处、容易说话的感觉。然而，这种放弃“对抗”与“竞争”的态度，却往往造成“自我”的弱化。因为，自我权利观念的模糊，使坚强的“自我”疆界无法建立起来。在大部分中国人之间，它造成了一种将自己贬低才能获得社会称许的倾向，结果就形成了自我压缩的人格。[15]这种自我压缩的人格，很容易变成没有“个性”的人格。例如，为了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国人往往有迎合别人的倾向；有时，中国人在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后，听到别人不同的意见，就立即改口赞成；有时，自己有异议却藏在心中，不敢说出来。这种自我压缩人格，既然认为公然地保障自己的权益是不合法的，因此，对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就比较大，对受别人利用、摆布与控制的敏感度就会比较低。而且，这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让它们继续存在。因此，在与人交往中，当出现冲突时，我们应该提倡积极的谦让，而不应提倡消极的退让，不能丧失个体的独立个性与维权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人利用他人畏争的心理，以和为贵，低调处理，使“私了”成为一个“潜规则”，成为某些腐败或犯罪可怕的帮凶。例如，在冲突处理领域，学者们发现，很多中国人由于担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受到损害，在面临冲突的时候，不敢直接处理冲突，而是回避冲突，其目的仍然是维持彼此关系的和谐。[16]Friedman等人设计了一个实验情境，让实验者设想自己的某个想法或报告被他人窃取，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后是否会向对方讨回公道呢？该研究发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有可能选择回避，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担心破坏双方的关系。[17]因此，在面对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与现象或违法乱纪之事时，中国人也采取畏争的心态，那么，最后受害的就是自己。在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的德国新教教士马丁·尼莫拉的短诗仍令人们警醒：“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