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用现象学研究教育问题，著名哲学家有Maxine Greene， Leroy Troutner，Donald Vandenberg。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克尔曼斯（Joseph J.Kockelmans），荷兰哲学家，后移居美国，他翻译出版了《现象学心理学：荷兰学派》（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The Dutch School，1987）。该书是Linschoten 和Vandenberg编辑的《人与世界》的选集。密歇根大学的L.S.Barrit与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Beekman，Bleeker和Mulderij合著《教育的现象学研究手册》（A Handbook for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in Education，1983）。
美国对现象学教育学的理解可以参读派纳等所著《理解课程》中的第八章，文中把课程理解为现象学文本[1]。现象学通过严肃的、艰辛的努力去深刻地真实地理解经验。现象学者驳斥理性主义（rationalism）（其中，实在的“底线”是逻辑）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正如20世纪主流社会科学所阐述的那样，实在的“底线”是它在统计学中的数学表征），因为它们难以描述人们对世界的体验。现象学研究者质疑的是：现象，即“实事本身”（the things themselves）如何在个体的体验中呈现它们自身，尤其是当他们在实际体验时间中呈现自身的时候。
对于现象学研究者而言，“意识”是一个重要范畴。然而，格林（Maxine Greene）注意到这一术语不能表示“内省”（introspection）。人的意识朝向世界，而不是背离世界。范梅南说，当植根于世界中时，现象学研究就是一种“诗性活动”，即经验的美学表现。教育制度的日益“科层化”，教育研究和知识形式的“技术化”影响，倾向于侵蚀我们对日常生活中教育能力的理解和反思性实践（praxis）。格林解释道，意识的现象学概念是“体验情境”（experienced context）或生活世界。范梅南勾勒了现象学研究的五个特征：①现象学研究考察体验。研究被直接体验到的生活世界，而不是我们先前概念化的世界；与容易达到的日常“实际”世界相比，个体寻求经历和揭示更深层次的经验。现象学者寻求对世界的更直接的体验和际遇。②现象学研究寻求经验的本质，倡导通过“本质还原”去“悬置”“自然态度”。③现象学研究的是智慧（thoughtfulness）的意识实践。④现象学研究并不是为知识而生产知识，而是为了揭示人类的意义而生产知识。⑤现象学研究总是体现出诗性的特质。像诗一样，现象学试图运用一种富有魔力的唤起性的原初的声音，现象学者旨在利用这种声音呈现为对世界的原创性“演唱”。我们可以说，现象学语言“歌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