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have worked at approaches for doing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scholarship of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ers such as Husserl， Heidegger， Sartre， Merleau-Ponty， and others. See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and many articles on this topic.
——Max van Manen
对于范梅南来说，“做”现象学的精神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其中，现象学写作是他一直关注的研究领域。范梅南是一位教育家和实践者，他始终以“回到事情本身”的态度做现象学，而不是书斋里的理论家和玄想者。教育实践是他每天的日课，现象学写作是他一以贯之的反思方法。
1975年，斯皮尔伯格（Herbert Spiegelberg）写了一本书，题名为《做现象学》，他的目的是要使做现象学的精神直接面对现象，使直面现象的做现象学的精神得以复活。其中，他谈到工作坊的方法（workshop approaches），选择有限的、细小的主题进行探究。它们出于专业实践的需要，而不是现象学理论的学院研究。这个时候，方法其实是一种思维态度或思维风格，就像胡塞尔说的哲学态度来替代想当然的自然态度。做现象学作为一种反思方法，如悬置、还原，它是要与生活世界发生最原初的相遇，在我们亲历的时候体验到“事情本身”，而不是概念化或理论化的“事情”。在概念之中，“事情本身”的意义早已逃逸，人类只是想再现原初的发生，不得不借助语言来捕捉过去了的“现在”，可语言毕竟不是“事情本身”。
乌特勒支学派的学者兼不同专业的实践者写出了经典的现象学教育学文本，却从不谈方法问题。关于方法，他们好像无话可说。教育学文本就成了方法，写作就成了现象学研究。我们可能会被这些富有洞见的文本打动，但读者却很难从技术的意义上去学习、模仿他们写作文本的方法。这就关涉到写作体验本身的孤独性，写作现象学要求读者自己去体验，自己去穿越黑暗，文本和黑暗成了方法，方法在不断地创造之中，我不是靠方法去写，而是写出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