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have worked at developing bridges between Continental and North American understandings of the idea of pedagogy from an ontological-epistemological-axiological perspective.
I have translated and made available the phenomenological pedagogical thinking of Langeveld， Buytendijk， and others.
——Max van Manen
范梅南教授认为他所做的工作中，首先是在欧陆和北美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对于欧陆和北美的学术差异从“科学”（science）这个词的意义的不同偏好就可略知一二。在欧陆，当人们提到“科学”这个词的时候，它是涵盖了文学、艺术、哲学等人文科学，并不仅仅指“自然科学”；而在北美，当人们使用“科学”一词时，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自然科学”，它已经丧失了科学一词在欧洲原初的丰富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北美更注重实证，更注重自然科学方法，如美国本土的哲学便是实用主义，它可以追溯到英国的经验论。北美的方法论特征更倾向于观察、实验、推理证明，是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如行为主义的研究。当我们谈论“教育科学”时，北美就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而在欧陆，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在欧陆，由于“科学”一词的丰富意义依然沿用，所以，“教育科学”可能是自然科学或实验教育学的研究方式，也可能是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研究范式，如“现象学运动”主要在德国和法国，他们就是要对抗科学主义的偏颇，为人文科学赢得自己的地盘。如德国的文化教育学，荷兰乌特勒支的现象学教育学都具有欧陆的“教育科学”特征，而这种区分到了中国，已经很少有人注意。
范梅南所沿用的解释学传统就是北美所缺乏的，一个务虚，一个务实；欧陆更关注意义，北美更关注事实。范梅南对于欧陆的人文科学学术传统研究甚深，在进行方法论探索的同时，他也翻译了德国和荷兰的大量现象学教育学经典文献，并把它们介绍到北美，为北美的学术注入了新鲜血液，用体验哲学弥补自然科学研究的不足和种种弊端。所以，我们说，范梅南架起了一座沟通欧陆和北美教育学的桥梁，他的现象学教育学研究丰富了北美的教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