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海禁大开，“大地忽通”，事实证明曾经十分优秀的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可能还会继续存在很多年，即如康南海所谓：“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但这毕竟只是“若使”，历史不接受假设。自古一统的中国现在即便没有列强环伺，也再难闭门自娱，安享舒缓雅致的生活，中国被迫全面转轨。但被动接受，凌辱不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何如主动改制更化，符采天人之策，以效汉武故事？
自1908年清帝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到1912年新政府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再到1946年较为成熟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国人开始主动改变两千多年的祖宗成法，寻求富强之道，迈出了千里之行的跬步，收获的当然不仅仅是跬誉。究其原因，除了历史的教训、时势的引领和民心的向往之外，一大批饱读诗书、熟谙经义也了解国情的学子走出国门，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古今中西皆通，也是我们渐始摆脱中古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起草《中华民国宪法》的张君劢（1887—1969）堪称个中翘楚——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盯着他们的所谓“历史局限性”不放，这种说法本身就殊为可笑。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新中国的巨大成就与其宪法当然息息相关，但正如一位当代学者导读《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最后所讲，“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刻苦探索留下的宝贵资源，正是现代学人理应倍加珍惜、好好加以利用的财富。张君劢以及《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正是这样的一份财富。张君劢走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也许再过几十年之后的明天，他的宪政思想定会还在，他的宪政主张必将兑现。”我们不能消极坐等这种主张自动兑现。
竞今疏古和崇洋媚外不是“建国时代的新政治哲学”所需要的“新心理态度”，而厚古薄今和夜郎自大无疑也不是建设性的姿态。融贯中西，会通古今，回首百年，是为了现在。那么，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需要我们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当代颇有才华和见识的学者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