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自古以来大部分时间政体讨论都热闹无比而最近冷清寂寞的情形不同，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绝少关于政体的探讨，但最近一个多世纪却比西方政体问题最风行的时代都更密集和广泛，而且“优良政制”目前仍然是急迫而棘手的问题。其紧迫性不言自明，其棘手的地方在于中国本土很少政体辩论的资源，即便数千年间时常挑起的“儒法之争”本身不过是君主制和贵族制内部关于治理方法的交锋，不是根本性的政体考量——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与西方的混合制表面不似，实更不同。而更为棘手的则在于目前现实存在的“双重代表制的问题”，以及更为深层的政制难题：“我们当下的主权理论和国体理论表述，实际上正处于名实不符、模糊妥协的混乱状态。”[11]
我们需要借鉴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政治实践来重新构建新的政治文明，以新法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自保于世界列强之林，延续古老的命脉。康有为时代的国祚存亡问题在今天虽已不再那么尖锐，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生存问题就已得到彻底解决。剥开“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形态外壳，我们会发现国际政治的基本内核：国家之间无公义。就算基本的生死存亡不是我们目前的首要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建国大业已经彻底完成，当前紧锣密鼓的深度改革，尤其政治文明的大力建设，足以表明“康有为问题”并未过时。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政体问题？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自古及今，唯有一政体，故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未尝有也”[12]，这种独一无二的政体就是天下万国都不如本朝的“君主专制”，正是这种政体让中国濡滞不进，康有为在此几年前就已说过：“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13]梁启超的“专制说”直接来自孟德斯鸠，但孟德斯鸠对中国的大量讨论却以道听途说为基础，恐怕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故而显得“恶毒”。[14]但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孟德斯鸠无意之中发现了中国政体如此成功的一些因素。被钱锺书讥讽为“老师巨子”的黑格尔对中国以及东方专制主义的看法亦复如是。[15]学术界近年来深入讨论了“专制”“专政”和“独裁”等概念，逐渐形成共识：秦汉以来的制度不是“封建”，几千年的君主制也不是“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