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就是这样一个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被存入历史档案的重要卷宗。古人，尤其古希腊人，深入探讨过政体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重要的古希腊哲人都对政体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毫无疑问，“政体”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占据着非常高的地位，但“政体”在今天却早已不是一个问题，当今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鲜有论及政体者。[2]西方自《联邦党人文集》之后，“政体”问题在两百多年的思考中似乎完全消失了。究其原因，或可有三。
（一）意识形态
在现代人看来，“自由”是生活最重要的目标，“民主制”才是最好的政体，其余皆不足论，无须再费力讨论，但殊不知民主制本身无疑存在不小的问题。此外，民主制与其他政体的区别主要在哪里，民主还有哪些亚种，各自的优劣如何等，民主制的自由原则如何与寡头制的财富原则和君主制的德性原则相协调，都还需要研究，但“由于我们有了民主制是最好的政制这一理论预设，在描述历史的时候，就看不到这样一些问题”。[3]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虽是人类追求的珍宝，但如果被口号化、技术化和利益化，就变成飘摇无根的意识形态。现代思想种种灾难深重的危机警示我们：我们在空虚的现代意识形态中陷溺得太深了，无法体会到自己其实已经远离正道，远离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这样一来，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观念就变成了现代人，尤其中国人的“骨刺”。我们并不反对民主，恰恰相反，民主是我们赞成或反对它的基础，[4]但我们不赞成民主的“主义化”，因为任何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化既妨碍我们真正领会其本质，更会由此把我们引入歧途。现代人自以为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对付，殊不知却是“对越来越琐屑的鸡毛蒜皮知道得越来越多”。[5]但当今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以及政治实践上相对的稳定性，并不能掩盖我们在其中的迷惘、无知以及自我放任的不负责任——这恰恰就是现代精神萎弱的表现，也是现代各种危机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