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不乏精美的政治设计，但恐怕已不能照搬用于当世：即便“政治儒学”之说能够成立，也不能说明那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政治。儒家曾经十分管用的政治理念和具体措施，虽不无借鉴意义，却无论如何不再鲜活有力竟而可以简单“克隆”——康有为在现代文明危机开始时就已高瞻远瞩地指出：“夫治国之有法，犹治病之有方也，病变则方亦变。若病既变而仍用旧方，可以增疾。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25]又曰：“若引旧法以治近世，是执旧方以医变症，药既不对，病必加危”。[26]
国学固有其妙，却主要不在政体上，否则，国事危矣。宪章文武与师法后王，本来就不矛盾，[27]故孔子法后王而为圣师。康有为清醒地指出“不穷经义而酌古今，考势变而通中外，是刻舟求剑之愚，非阖辟乾坤之治也。”[28]中西经义当然要穷，古今之变必须斟酌，然则何以穷究考辨？康子曰：“凡强敌之长技，必通晓而摹仿之，凡万国之美法，必采择而变行之”，[29]师夷长技未必以制夷，却足可自强。
张君劢早年即已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政法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本土文明当然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但并不能成为未来国家建设的直接依据：
中国近来提出东方文化说者日盛，即吾辈亦以为东方文化自有其价值，不可忽视也。然但就政治就国家之理论言之，则古人之言，绝少可以为新国家建设之凭借者，此国人所当确认者也，唯其然也，除以西方柏拉图以来之国家论，大昌明于国中外，无他法矣。[30]
国人痛感时局，积极引入西学以求自强，渐而至于“全盘西化”之极端，为了抵抗这种买办文化，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帮并不守旧的新派学人大力弘扬东方文化尤其中国传统思想，开启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几代香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代宗师之一的张君劢却清醒地认识到，本土资源的价值自不待言，却不体现在国家政治方面。换言之，即便昌明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国家政体学说，也并不就是在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