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道性理为基础重建政治法律秩序，超越“心性儒学”或“生命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也许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政治”：传统儒学之根本首在心性教化（参《礼记·儒行》），却并非不重视礼法秩序；反过来说，政治儒学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心性儒学，而且必须以后者为基础，两者互相成就，不可分离：礼以节性、教以兴德，政以防**，德以同俗，养以致孝（《礼记·王制》）。所以，不独“外王之学”堪称“政治”，“内圣之道”或礼乐教化本身也是“政治”——儒家经典《大学》“三纲八目”说得明明白白。“内圣”如何开出“外王”，儒门争论了几千年，与其说是理论的剖判，不如说是实践的探求，但无论如何，儒家生而具有的这个“旷世”难题不可断为两截。
“政治”含义本身十分宽泛，[41]根本上是为了人的“安身立命”，即儒家所谓“藏身”，它不仅仅需要制度建设，还需要仁义教化（《礼记·礼运》）。西语politics（政治）亦同此理，也指人们在城邦（polis）中的存在方式：人们只能生活在“政治”或“城邦”中，因而是一种“政治的动物”，否则非神即兽。[42]政治乃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任何取消政治的行为本身就是政治性的。[43]西方古典思想也把伦理教育视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其“政治学”的基础，本身也是广义的“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以“政治学”开始和结束，中间也不乏集中讨论政治学的章节。[44]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除了前人学说的考辨、政体优劣的分梳之外，紧接着以大量论述教育的篇章结尾。[45]考虑到《政治学》的残篇性质，亚里士多德接下来必定还有很大的篇幅专门谈教育问题，实际上《修辞术》和《论诗术》就是《政治学》这一关键主题的延伸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