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希腊人，乃是名副其实的阿波罗之骄子……其最后所推重者，并非迷情狂喜，而是法度与清明——他们特别强调，要保护心灵的节操。将希腊人用来赞美德性的词语“Sοφροσυνη”从字面上翻译成英语，也许就是中正平和，法度清明。我们还必须牢记，同希腊生活的阿波罗精神比肩而立者，还有迷情狂喜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但是，欧里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侣》之中神思飞扬，支持狄奥尼索斯的狂情，可是在表面上看来却好像是传扬中和节制。因而，我们可以断定，他失宠于最美的希腊精神，而对旋风之神顶礼膜拜，同这些偶像崇拜者显示出亲缘关系。
——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
在更加接近美国的美国语境下，为了祈求一个典范，这个文化同心圆也同样塑造了白璧德的高等教育话语。美国文学教授欧文·白璧德，在20世纪初叶试图将阿诺德从陈年皇历之中所复活的信息移植到哈佛校园。是时，哈佛由信奉“卢梭主义”的查尔斯·W.爱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校长主持政务，通过推行“选修体制”而听任哈佛校园百花凋残，一派荒芜，生机尽失。像写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阿诺德一样，白璧德也撰写《文学与美国的大学：辩护人文学科论集》（1908），认为当时的文化衰败类似于从前“黄金时代”的没落，尤其是古典希腊和文艺复兴时代向无政府蔓延的时代堕落。白璧德认为，当代情境之所以如此凄楚，乃是因为废黜了一个先验的恒定中心，背离了一种“理想”以及偏离一种有机整体与和谐昭灵的静态境界，而走向没落颓废的“动态”（kinesis）。比如说，希腊“由于理智怀疑论的兴起而丧失了其传统的标准，却又不能建立新的标准来统一生活，对个体实施规训，因而沦落到心灵的危境，以及过分动**的地步”。[20]同样，现代“位于博放时代之末”，其特征乃是理智与政治上剑走偏锋，其过分的偏失则可能释放一种物质主义和情感的野蛮主义，严重地威胁到国家（城邦）的和谐循环。在弗兰西斯·培根的“科学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以及卢梭的“感伤自然主义”所形成的强大驱力之下，反古典主义的“离心”激发了“现代世界对一切权威的最强大的反叛”，现时代就偏离常轨，舍正道而不由。[21]论及文艺复兴之后，白璧德以一种令人追想但力求超越阿诺德之“软性权威”的修辞语气表示，“有一场号称原创的叛乱，艺术打着这种原创性的招牌越来越偏离中心，越来越怪异。由于失落了标准……我们就在同系之内大量繁殖个体和民族的怪物，偏离普遍人文而越浪越远”（LAC，219～220页，以及230页，黑体字为作者表示强调）。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种离心力与怪异性（eccentricity），不仅是指个性卓异的行为。在白璧德看来，这个关键词的意义回**在空间几何图形之中，这种几何图形一如既往地决定了这个概念的词源意义。当他使用这个词语的时候，他就将一种行为视觉化了：这种行为发生在一个圆的圆周之外，发生在一个封闭圆圈的边界之外。这个形象隐含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的字里行间，但其最明确的表述，乃是在《卢梭与浪漫主义》（1909）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