媵妾制的原初逻辑是服务于父权制家庭传宗接代的要求。在中国文化的设计与践行中，夫妇应生育子嗣，延续香火。尽管战国晚期以后，在法律和礼教的脉络中，遵行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男子却可另娶一房乃至几房妾。虽然在帝制时期，一些男性是在关切的父母和无子的嫡妻敦促、请求下纳妾的，但也有些男性纳妾是乘机满足自己逐欢渔色的贪欲，炫耀财富、门第，甚或只为请人料理家务。而正室们对纳妾有的接受，也有共谋和反对的，态度颇见差异。
历史地看，就纳妾而言，因阶层乃至地区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模式。两宋（960—1279）时，纳妾之风遍布士林。及至明（1368—1644）、清（1616—1911），不仅钟鸣鼎食之家姬人成群，即区区寒士也蓄一二侍妾以应门、延嗣。[3]对此，男性的态度不尽相同。一些将之视作当然，一些则唯与妻子相悦终老，只有少数对其反对、挞伐有加，个中卓荦者如早期的女权倡导者俞正燮（1775—1840）。[4]十八九世纪，一面是蓄妾风行，一面是疵议之声盈耳。在吴敬梓（1701—1754）的《儒林外史》和李汝珍的《镜花缘》中有很多嬉笑怒骂的相关桥段，作者对果敢、机智、拒为人妾的女子与不弃糟糠的专情男子颇致赞美，对沦为媵妾、寄人篱下的女子亦深具同情。《儒林外史》中讲述了才女沈琼枝的故事，沈父（大年）受盐商宋为富诓骗，以为其将聘女为妻，不意彼实欲纳女为妾。琼枝坚决不肯伏低做小，乃逃去南京：鬻字售诗自给。[5]而《镜花缘》中，海盗之妻则在指摘其夫“讨妾”之顷畅言性别平等。当海盗欲将所掳三女纳为妾时，盗妻怒斥其无情无义，并要为自己置三名男妾以示公平。[6]
在白话小说和民间故事中，出现了两种习见的类型化的媵妾形象。一种是寡廉鲜耻、残忍无情、工谗善妒，为争宠无所不用其极。一种则恰成对照——被侮辱与损害，饱受怨毒的正妻与其他小妾折磨。女性的嫉妒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婚姻体系中不可避免的结果。[7]白话小说《金瓶梅》和1993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刻画姬妾时都驾轻就熟地搬演父权左右下的妻妾等级体系中性别与权力激**之黑暗。[8]据对20世纪上半叶香港为妾女性的人种志研究，人类学家Rubie Watson认为被侮辱与损害的小妾形象与身处其境的女性之真实体验更为接近。[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