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思想以及社会实践活动中，习惯上讲合情合理或情理不分，很推崇情理之间的平衡与和谐。这其中固然涉及人伦的软情感与事物的硬道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也表明一种旨在追求中和为美状态的情理结构。
这种情理结构的中和形态，在《中庸》开篇就有这样的表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是这样解释的：“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这就是说，喜怒哀乐等情感，在不受感性情绪干扰或外来因素激发的时候，便处于中正不偏的状态或心态，既不失衡，也不冲动，更不会妄为或偏执，因此称之为“中”。这些情感发作或激发出来之后，都合乎义理礼节，进入合理节制的状态和自然畅快的流露，因此称之为“和”。这些得到中节且情理协和的情感，既通过适度宣泄而得以表现，也符合道德规范与礼仪要求，既不危及他人，也不伤害自己，可以说是一种合情合理的状态，其情理之间的结构也属于内在平衡的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喜怒哀乐等情感从“未发”或“中”的状态进入到“已发”或“和”的状态，确是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引出两个中介性环节：其一是“理生于情”。因为人之为人，不同于动物，不是自然存在，而是在理性引导下的道德存在，其上述情感需要合理节制，不能让其随意泛滥或任意宣泄，故需要通过人文教化而设立相应的理性原则来规范。如果将这些理性原则称之为“理”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是“理生于情”或“因情而生理”，这涉及前面所述的“正当性原则”或“合理性原则”。其二是“情节于理”。当作为理性原则的“理”通过人文教化得以确立和予以应用之时，当喜怒哀乐等情感由于特定原因而发作或被激发出来之时，人的道德意识会依理性原则加以调节，使其得到合理控制，不至于流于泛滥或走向极端，不至于让人完全情绪化或为情所困，这需要情理互用以达到情理谐和，让情感得到适度流露，此谓“情节于理”，涉及前面所说的“适度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