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中国传统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价值体系，但《金瓶梅》中对利己主义的冲击绝非中国特有的文化——从莎士比亚到狄更斯等很多的西方作品都在表达对这种物质利己主义的反感。事实上，在世界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笛福的小说中关于物质利己主义的归属问题是个例外。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特点，《鲁滨孙漂流记》的叙述可以看做是资本主义个人的神话。[22]换句话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指出这个“第一本英语小说”表达了从15世纪开始欧洲世界里最异乎寻常的一种文化态度：即出现了“一个以资本不断积累为驱动力的系统”。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沃勒斯坦坦承援引保罗·斯维奇，这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23]虽然它的起源可能仍然是不明朗，令人费解的问题，全新的资本主义增长在18世纪早期的英国文化中普遍存在，并且渗入到通俗小说。与此同时，《鲁滨孙漂流记》中精心设置的叙述策略呈现了物质利己主义将面临紧迫感，暗示了这部小说资本主义逻辑的明确化仍不稳定，在文化框架内仍有很大的争议。
《鲁滨孙漂流记》关键的叙述策略是采纳物质利己主义，包括挪用亚历克斯·塞尔柯克，一个漂流者依靠自己独自在尔南德斯群岛上幸存下来的真实的故事。这种策略减少了主人公服务于小说意识形态的“自然状态”，因此允许他的物质需求在“必要”或者生存的情况下合理化。然而真实的漂流者亚历克斯·塞尔柯克在1709年被营救的时候，不仅身体羸弱，精神恍惚，甚至几乎忘了如何发声。而在笛福的小说中以他为原型虚构的人物不仅成功地塑造成头脑清醒，身体健康，而且还能很好地维持基本的生存：用凯罗尔·霍利亨·弗林的话来说就是主人公“供养自己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他到无人岛不久之后，起初他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的无助的“俘虏（Defoe，71），随后变成统治者，他周围环境的主人，他开始劳作，就像他所说的，两个大农场”——一个家居的围场也被他称为“城堡”，一个花园般的休息地，他“乡村的所在地”（Defoe，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