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首先指出了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少年的教育为立法家最应关心的事业。”[4]因为少年的未来，就是城邦的未来。因此，教育便显得更加举足轻重。对于以上论断亚里士多德给予了两项理由，其中之一即为：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必将毁损。[5]这里亚里士多德又将教育的重要性提升至邦国兴衰的高度，忽视教育即会出现不认真的教育或者不以优秀的教育方法育人等问题，这样的做法只会误人子弟、结出恶果，卓越公民的培养便无从谈起，因而城邦也会日暮途穷。
在城邦构建及治理的方法上，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观点高瞻远瞩，甚至传至今日依然德厚流光。亚里士多德强调政治共同体的确立应以高尚的行为为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共同生活。[6]即一个城邦共同体应该以谋求公民高尚的素养、完善的德性为追求的目标，绝非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即可。高尚行为和完善德性的养成需要教育的内化。因而，至善城邦的具体教育方法之一终将落实在具有重要而独特价值的音乐教育之上。音乐教育对于卓越公民培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音乐教育对于公民内在德性之培养。其二，音乐教育对于公民外在高雅生活方式之养成。
首先，音乐教育的价值体现在对于公民内在德性的培养方面。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谈到音乐教育对于公民的效应多见于以下三种看法。
第一，作为娱乐和憩息，音乐的效应在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7]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有人认为音乐的作用，有如睡眠和酣饮，只是娱乐和憩息（弛懈）。在一般人看来，睡眠和酣饮是日常生活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并不是什么高尚之事。因而，有人将音乐、睡眠、酣饮和舞蹈一并列入——看作是可以消释劳累、解脱烦虑、怡悦自我的舒适之事。正如欧里庇得斯在《狂欢者》一书中将睡眠、饮酒、音乐并列讲到“遣愁赖有此。”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亦将音乐与睡眠与酣饮并列。皆为放松之乐，以求憩息或弛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