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出色的表演技能，较早出现在铺陈状物的赋体文学中。在张衡《西京赋》“猨狖超而高援”、王延寿《王孙赋》“颜状类乎老公，躯体似乎小儿”、阮籍《猕猴赋》“整衣冠而律服”，“举头吻而作态”描写之后，最突出的就是西晋傅玄《猿猴赋》的多层面描绘：
这说明晋以前猴戏即有或吟或舞的拟人表演，即要开始情节剧的表演了。隋代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咏叹“麋鹿下腾依，猴猿或蹲跂”。这是当时猴戏的真实记录。唐代作为猴戏的鼎盛时期，宫廷大戏中有百马同起舞，犀牛、大象登堂跪拜，还有猴戏共同演出。
其中唐肃宗的百兽之舞是猴戏。许多猴子打扮各异，各显技巧。每逢重大节庆活动必有猴戏出场，如当时每逢点翰林学士后，就演一场猴戏，以示祝贺。这时演猴戏就已经成了政府行为了。
唐昭宗时，有猴被驯服得像上朝那样，行跪拜之礼和随朝站班，竟被封“供奉”赐红袍。诗人罗隐有诗云：“二十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逢。何如学取狲供奉，一媚君王便著绯。”可见其这种经驯养成功后的猴在宫中地位之显赫，猿猴这些条件反射式的行为被作为有行为意识的理解。
至于《野人闲话》则载录了猴子表演技艺的高超及其引起的轰动，反映出驯猴技艺的成熟。这里的猴，实质上达到了与人类生态条件上、表情行为上的某种接近之处，特别要注意到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人，用人类自己的思路去理解、解释猴的行为和心理：
蜀中有杨于度者，善弄胡狲，于阛阓中，乞丐于人，常饲养猢狲大小十余头，会人语。或令骑犬，作参军行李，则呵殿前后，其执鞭驱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一时。如弄醉人，则必倒之，卧于地上，扶之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来。”辄不起。“御史中丞来。”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来。”胡狲即便起走，眼目张惶，佯作惧怕。人皆笑之（侯侍中弘实，巡检内外，主严重，人皆惧之，故弄此戏。）一日，内厩胡狲维绝，走上殿阁，蜀主令人射之。以其蹻捷，皆不之中，竟不能捉获者三日。内竖奏杨于度善弄胡狲，试令捉之，遂以十馀头入，望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内厩胡狲亦在舍上窥觑。于度高声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狲来。”手下胡狲一时上舍，齐手把捉内厩胡狲，立在殿上。蜀主大悦，因赐杨于度绯衫钱帛，收系教坊。有内臣因问杨于度：“胡狲何以教之而会人言语？”对曰：“胡狲乃兽，实不会人语。于度缘饲之灵砂，变其兽心，然后可教。”内臣深讶其说，则有好事者知之，多以灵砂饲胡狲、鹦鹉、犬鼠等以教之。故知禽兽食灵砂，尚变人心；人食灵砂，足变凡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