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补江总白猿传》中的被称为“将军”的白猿精，是早期神话形象的延续，也是某些人类贪欲本性膨胀的对象化展现。故事叙述了西南边陲带有异邦情调的故事，说梁大同末（约546年），别将欧阳纥随军南征西南，至桂林、长乐，悉平诸洞，深入险阻。而纥妻纤白，甚美，已有部下担心，说此地有“善窃少女，而美者尤所难免”的危机，可是防不胜防，果真失妻。欧阳纥率众百里之外搜寻，得妻绣履一只，又出二百里，入深山，见妇人数十嬉游歌笑，得知肇事者底细和弱点：“虽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两斛，食犬十头，麻数十斤，当相与谋杀之……”“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骋力，俾吾等以彩练缚手足于床，一踊皆断。尝纫三幅，则力尽不解。今麻隐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体皆如铁，唯脐下数寸，常护蔽之，此必不能御兵刃。”按计行事，果然将这一能飞的白猿精擒服、刺杀，而死前白猿还大叹咤曰：“此天杀我，岂尔之能。然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其实，白猿也有一定的自卑感和生存危机意识，对自己的命运早有怆然预感：“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矣。”[1]
故事充满了无法把握命运的悲凉，悲剧主人公是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情感丰富的白猿精。
海外研究者强调了白猿故事本事的政治寓意：“在武后期，任何大臣公开推崇道教，会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而不只是一个宗教信仰问题，进而对其仕途产生负面影响。也只有在贬低道教的风习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的当时，说某人的生父是道士才会和说某人的生父是白猿一样有侮辱性。如果我们假定《补江总白猿传》作于欧阳通案的前后，其作者抓住欧阳询形似猿猴和曾书《大唐宗圣观记》这两点，制造出一个子虚乌有的白猿故事，提醒李唐的政敌不要忘记欧阳询当年的所作所为，以侮辱欧阳询为手段来打击欧阳通，似乎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推测。”[2]如果我们从生态学角度看，其实白猿将军的精怪行为，乃是现实生活之中作为灵长类动物的一个自然状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