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时代，由于许多林木湖泊繁密的地区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开发，江河湖泊的淡水自然生态开始恶化，人们与巨型水族动物的对立冲突加剧，然而也不乏善良人对于大鼋富有怜爱同情之心。
首先，是大鼋想向解救自己的恩人报恩，《冥报记》写严恭江上逢一渔船，载有鼋五十头，他以五万钱买之放到水中。后来舟沉。当晚有乌衣五十人叩严恭家门，送他五万钱，钱皆湿。[1]
其次，是人们向大鼋报仇与向其报恩往往并举，宋代徐铉《稽神录》载录传闻称：
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江，见水滨人物喧聚，乃渔人得大鼋。鼋见宋，屡顾，宋即以钱一千赎之，放于江中。后数年，泊舟龙沙。忽有一仆夫至，云：“某长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长史也。既往，欻至一府，官出迎，与坐，曰：“君尚相识耶？”宋思之，实未尝识。又曰：“君亦记星子江中放鼋耶？”曰：“然。”“我即鼋也，顷尝有罪，帝命谪为水族，见困于渔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得为九江长，予将有以奉报。君之儿某者，命当溺死，名籍在是。后数日，乌山神将朝庐山使者，行必以疾风雨，君儿当以此时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当溺死，但先期岁月间耳。吾取以代之。君儿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陈谢而出，不觉已在舟次矣。数日，果有风涛之害，死者甚众。宋氏之子竟免。[2]
故事又收载于《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一。故事几乎是在运用生态人类学家的口吻对大鼋进行描述：大鼋被渔人捕捉，“鼋见宋，屡顾，宋即以钱一千赎之”，后大鼋“得为九江长”，并计划“将有以奉报”。为了报恩，竟然不惜渎职，用掉包计，拯救宋氏之子性命。在这里，“大鼋”显得通人性、有悟性、有能力、有计谋、有胆量，游走于人间与水府，精通人情世故、为官之道，而且为报恩敢于违抗天命私自掉包，它是一个完全社会化世俗化官僚化中国化的大鼋。这大约可以认为是宋代商品经济支配下社会现状的一个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