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社会伦理精神，包括诸如政治伦理、经济伦理、道德伦理等等，往往同一些被赋予生态伦理情怀的动植物意象，产生富有意味的纠葛。而大雁这种南北奔波跨地域生活繁衍的“宾鸿”，还以其具有体现“族群伦理”的条件，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青睐。鸿雁传书，即承载了胡汉、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交往过程的佳话，人们多理解为东汉班固《汉书·苏武传》肇始，这实属一个“伪典”：
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过。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
有人教汉朝使者诈说汉天子在上林苑射雁得到书信，说苏武在某泽（北海，今贝加尔湖）中，大雁传书在苏武回归中原事件中只是一个借口，并非事实，可见出雁传书的普遍信奉与顽强民俗记忆。匈奴对野生动物如大雁更具亲和感，在此胡汉民族双方共同认可雁的生物属性（候鸟、南雁北飞）的前提下，真实的大前提，使小前提的真实与否受到忽略，从而推导出了不被认为虚假的结论。班固同时又作《白虎通义》，该书盛赞了婚姻仪式中大雁的民俗功能，所以雁传书之事的文学叙述也显示了他对大雁的偏爱，大雁跨越时空信使的角色，实为“他者”（匈奴）确认的。
中古汉译佛经故事，则传达出印度民俗之中对于雁这种野生飞禽的深厚感情，给予古代中原人文中的大雁形象意蕴，带来了外来印度与西域文化的影响因子。早在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开篇，蚁垤仙人就曾借助麻鹬被无端伤害，唱出了自然美被横遭破坏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