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也有白鹘飞信传书的故事。《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一引《朝野佥载》“落雁殿”事称：“唐太宗养一白鹘，号曰将军，取鸟，常驱至于殿前，然后击杀，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书，从京至东都与魏王，仍取报，日往返数回，亦陆机‘黄耳’之徒欤？”把远途飞空送信的白鹘，比作陆机的灵犬。
或许是传译过程中“先结构”的作用产生的有意误读。不过雁的伦理性人格化，还离不开佛经所携动物观念的助力。明代人还津津乐道于前代雁传说的传奇性：
宋咸淳癸酉（1273年），元国信使郝经，被留真州，南北隔绝者十五年，时居中勇军营新馆，有以生雁馈者，经因作诗，以帛书云：“零落风高纵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并署年月姓名，通五十九字，系雁足纵之，寻为北人所得，以献其主，遂大举南伐，越乙亥（1275年），宋社屋矣。呜呼！世传苏子卿雁书云者，不过汉人诡言，以绐匈奴，因成故事，顾如郝经之雁，乃实有之，而元主亦竟得之，是可异也。岂南北兴亡。天意固已有在！偶然之际，有不偶然者寓乎？……[1]
元代名臣郝经（1223—1275）出使南宋，被贾似道囚禁十六年，他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九月，正赶上有人赠送活雁，就在雁足上自系帛书，居然真的为某人在宋朝故地汴梁的金明池上所得。叙述者的价值取向其实很明显：借助古老民俗记忆展示了族群伦理优势。元代是蒙古族人的天下，与宋的汉民族比较，当更重视生物种群的优劣与自然生存法则。大概元人更热爱生物，更懂得尊重弱小动物吧。这可以作为大雁出现在汴梁金明池上并能进入文本载录流传的间接因素。为生存而适当地取用动物，与为满足特殊口欲大肆猎杀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