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至汉代，宫廷民间，植柳已蔚为风气，较多用于固堤、纳凉和筑路，改善生存环境。而《史记》称“封吕平为扶柳侯”，“周亚夫军细柳”，皆以柳命之地名。战国后期至汉武帝时水利事业的发展，使傍河固堤的柳愈益广布神州大地。《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传》载其所作《广成颂》有所谓：“纯以金堤，树以蒲柳，被以绿莎。……”既是生活事实也是一大美景，经济利益与审美享受融为一体。此后曹丕曾深情地观亲手植下的柳而作赋，引得多人也作同名赋踵随。如应旸曰：“植纤柳以承凉”；王粲曰：“植佳木于落庭”，等等。《晋中兴书》载陶侃于“武昌道上通种杨柳”；晋代成公绥《柳赋》也讲：“树双柳于道隅，弥年载而成阴。”房玄龄等《晋书·苻坚纪》也载其政绩卓著：“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柳树物态文化广泛地进入人们现实生活中。
随着经济发展与南北交流增多，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商业城市的繁荣，柳愈益与人的生活休戚相关。盛弘之《荆州记》言：“缘城堤边，悉植细柳，绿条散风，清阴交陌。”徐珂《清稗类钞·植物类》指出：“杨为落叶乔木，与柳相类。惟柳枝下垂，杨枝上挺，以此相别。叶狭长……但古人二字多通用，如‘垂柳’亦曰‘垂杨’。凡诗词中所云‘杨柳’，多包括各种言之，故通俗皆讹称为一物也。”
植柳，不只是为美化环境，亦有经济效用。旧题晚唐韩偓所作的小说《开河记》记载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时，“时恐盛暑，翰林学士虞世基献计，请用垂柳栽于汴渠两堤上。一则树根四散，鞠护河堤；二乃牵船之人，护其阴凉；三则牵舟之羊食其叶。上大喜，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株，百姓竞献之。又令亲种，帝自种一株，群臣次第种，方及百姓。……帝御笔写赐垂杨柳姓杨，曰杨柳也。”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交通，方便经济贸易。但同时又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导致环境恶化。在运河沿岸栽种柳树能够在短时间内，弥补生态人为失衡状态。这也是隋炀帝君臣趋善避恶、协调自然与人关系的聪明之处，对后世影响很大。如白居易《隋堤柳》诗云：“西自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可见那些小说中语非无根之谈。韦庄《秦妇吟》有“修寨筑尽御沟柳”。而直至宋元人还讲这样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