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年会讨论为社会教育界内部提供了面对面交流意见的机会，那么，决议案的形成，不仅展示了与会者对具体提案讨论、表达自己学术主张及经验，揭示社会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且更充分呈现了学界内部、专家与基层实施机关、政学之间的共识与分歧。诚如前文所言，第一届年会因时间仓促，大会开幕后第一次会议讨论提案时，因提案繁多而类杂，才临时推定俞庆棠、高践四、彭百川、郑宗海、舒新城、马宗荣、赵冕、董渭川、相菊潭、甘豫源、赵季俞、朱坚白、陈训慈13人组建审查委员会，分为特别、行政、设施、社务4类，将编号提案分组归类，给予通过、修正、合并等意见，历经大会讨论，分4类形成了大会决议。从提案人职业和地域看，福建省教育厅代表钟道赞、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张永荣最为踊跃，两人联袂署名提案达10件之多；来自浙江私立流通图书馆的陈独醒馆长以8件紧随其后；许其仁作为江苏省立淮阴民众教育馆的馆员，为大会贡献了5件提案。理事中陈训慈、郑宗海、俞庆棠属于提案积极者。为清晰起见，特列表如下。
表2-3 社教社第一届年会决议案分类一览表（19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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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3中可以看出，地方社会教育机关参与积极性很高，提案提交中，最为活跃的有3处，它们是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浙江私立流通图书馆、江苏省立淮安民众教育馆。从大会议决情况看，最为活跃并不代表掌握话语权，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联盟福建省教育厅代表钟道赞（钟会后很快调任教育部督学）的10个提案中，有5个提案与他案合并，2案被提案审查会认定为“保留”，1个提案被审定为“毋庸再议”，命运多舛。从提案内容看，大多是呈请教育部如何如何，教育行政内容居多。与之相似，江苏省立淮安民众教育馆馆员许其仁的5个提案中，3个被并案，1个被“保留”。相对之下，来自浙江私立流通图书馆的陈独醒馆长的提案因大多与图书馆内容相关，仅有2个提案并案、1个“保留”[21]处理。究其主要原因，一则是地方社会教育机关工作人员的知识精英甚少导致，他们虽积极主动，热情有加，但提案主题大多散漫，针对性不强；二是地方社会教育机关工作人员与由社教界专家组成的提案委员会的认识之间存在着不少的张力，他们日常工作体味到的问题未必能入研究者的视野。有研究者指出：“机关职员的参与程度，最能体现社教社的普及程度。他们的反应，能够直观体现知识精英的理论架构是否切合实际。”[22]就提案结果看，大学教授的提案更容易赢得提案审查会及大会的认可，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郑宗海以3个提案“原案通过”最为瞩目。来自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钟灵秀等人的“学制系统上社会教育地位案”，理事会核心成员俞庆棠、赵冕、雷宾南的“救国教育案”虽难形成一致意见，但赢得了理事会、与会代表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前者，会后理事会专门就全国征集专家，聚焦于该案的修正问题。总干事俞庆棠的另一提案“请本社于本年度内注重宣传建设案”，不仅化为第二届年会“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还促成了1933年第三届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无锡召开，云集国内乡村建设专家。不难看出，专家学者的身份，使得他们对社会教育发展把脉精准，提案更有的放矢，学术素养及社会声望，是年会决议案中话语权的重要力量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