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实验区开办是在国民政府建设洛阳行都的背景下进行的。一·二八事变后，中日之间剑拔弩张，一旦战事突起，水陆空便利、临近上海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便危如累卵，为免城下之盟的威胁，在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动议下，国民政府分批移驻洛阳办公。1931年3月，在洛阳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以洛阳为行都、西京为陪都”决议[5]，以此为契机，在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直至1935年10月蒋介石策定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西北和中原地区成为国民政府建设内地的重点区域，“开发西北”“建设中原”呼声此起彼伏，响彻全国，“开发西北，复兴中原，为救中国之新路，而运用社会教育之方法，从下层基础着手，又为开发复兴之最佳法宝”[6]。社会教育界也摩拳擦掌，以实际行动投身其中。“钮惕生先生为本社社员之一，对于社会教育信仰挺深，而提倡亦复不遗余力。自从国都迁移至洛阳以后，钮先生因考试院职务关系，乃对于河南陕西一带的社会情况，有了充分考察的机会，他感觉到这些地方对于社会教育的需要是万分的迫切”[7]。在理事会议上，钮永建不懈余力予以推动，“我回想办理洛阳实验区的动机，还是去年三月理事会中钮惕生先生提议的，同年八月济南年会又通过一个应该设立的议案”[8]。而客观上，“以民众教育来建设乡村，以乡村建设来复兴民族，为现代社会思想之主潮。洛阳实验区系中国社会教育社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力倡导，亦即此种思潮之产儿”[9]。由此可见，“以社会教育来开发中原”，成为社教社与河南教育行政机关合办洛阳实验区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