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亡、国难当头氛围弥漫，国难教育是各界共同关注点，社教界视社会教育为“唤起民众”唯一途径，“社会教育即民族自决教育，亦即国民自救教育，故社教之产生及本社之成立，都是想为民族谋出路”[104]。在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社教社，从一成立就将国难教育作为己任。第一届年会，社教社理事雷沛鸿、赵冕，常务理事俞庆棠联名向大会递交了“拟请社会教育机关，一致提倡爱国教育案”，大会给予高度重视，经第三次大会议决，将提案中“爱国教育”改为“救国教育”，办法重付审查，并推陈训慈、俞庆棠、高践四、甘豫源、刘绍桢五人为审查委员，审查后，将原案扩充修订如下：
主文：改为“本社应请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一致实施救国教育案”
理由：中华民国之教育宗旨，于民国十八年由中央规定者，原有“延续民族生命”“务期民族独立”之语。盖一国之教育，自应以民族独立为先决问题。最近我国内忧外侮，愈形严重，所谓“民族生命”，已濒危殆。尤当以雪耻御侮挽救民族国家之生存为中心目标。社会教育既以最大多数之民众为施教之对象，则其对于“唤起民众”，以“求中国之自由与平等”，自应比较学校教育，负更大之责任。故今后中国之社会教育，应尽量灌输救国之精神，而由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以各种方法努力推行之。
办法：社会教育实施救国教育之目标，期在养成民众强毅勇敢之精神，勤俭克苦之习惯，利群爱国之观念，国民应有之常识，与团结自卫之能力。务求在全体民众之中，普及救国自强之共同意识，培植复兴中国之真实力量。其设施之办法，为目前所急应实行或应继续推行者，举列如下：
1.援助东北义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