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11—12日，社教社第一次理事会议，与会理事对“拟具改进我国学制系统，确立社会教育地位案”达成决议，“推举孟宪承（召集人）、赵冕、陈礼江、俞庆棠、尚仲衣拟具草案，提交下届理事会讨论”。[4]以此为起点，社教社拉开了对社会教育地位问题的持续关注。为清晰起见，特将社教社历次理事会、年会相关内容列表如下。
表5-1 社教社关于社会教育地位问题决议案一览表（1932—1937）[5]
续表
从表5-1可见，社教社理事会议与年会相互呼应，共同推进社会教育地位问题向纵深发展。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推举出孟宪承为召集人的草案拟定小组，第二次会议孟宪承等人以联名形式递交了“改进我国学制系统确定社会教育地位一案审查报告”，决议将此提交第一届年会，并推孟宪承、高践四出席予以说明。在第一届年会上，孟宪承的说明与钟灵秀、彭百川、顾良杰提案“征集关于须知系统上社会教育地位之方案，整理研究，以便政府采行案”彼此辉映，推动大会形成“有本会通函全国，征集具体方案”带有时刻进度表的决议案。会后，孟宪承专门就小组心得写成专文，称“顶顶热心这个问题的，怕要算钮永建先生了。他的《建立民众教育系统之刍见》，（见《教育与民众》）是一篇经过精密计划的文章。如果我没有错解，他那里所讨论的，也并不是单纯的学制系统问题，倒着重于实施的具体计划。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决的成年补习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计划，搁置了两年，始终没有得到中央的核定。我们趁这机会，依钮先生之指示，和我们大家的经验和意见，来修改或补充一番，定出一份新的计划，那也是我们另外所能做的一桩工作”[6]。在这次年会上通过的“本社二十一年度社务进行要项”中，“继续研究改进我国学制系统问题”被列入教育方面工作的第一项。社教社理事会第3、第4次会议中的相关决议是年会决议案的执行情况。1932年8月，社教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意见，图5-1为社教社刊发的特别“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