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第一届年会决议，理事会第3次会议决议推定陈礼江、舒新城和俞庆棠组成整理委员会，陈礼江任召集人，负责拟定征稿启事，后增加钮永建、高践四、梁漱溟、孟宪承四人，经过数次磋商，拟定了公开征求的三个原则，即“（甲）于现行学制系统之内，加入社会教育系统，彼此联络；（乙）于现行学制系统之外，另定社会教育系统，彼此并列；（丙）另创中国教育系统，包括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14]。这三项原则，框定了“社会教育在学制系统中的合法地位”大讨论的范围和方向，并形成了相应的联络派、并列派和改造派三种制度设计理路。每派内部意见不一，差异很大。
联络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傅葆琛、许公鉴等，他们主张以现行学制系统为主，将社会教育系统镶嵌进去，借以整理社会教育事业，谋求与学校教育取得正式联络。傅葆琛认为，唯有民众教育能救学校教育中组织、课程、时间和费用的四大弊端，主张将民众教育嵌入现行学制系统之中。[15]许公鉴以“自成系统、联合办理和因旧创新”为原则，拟定了《中国社会教育系统图》。他认为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是“合而不并，分而不离”的关系，“学校教育自有严密的进程与限度，至大学研究院而终止；社会教育具有广遍性与永继性，终身受之而无穷”，应在学制中“平分天下”，本着“因旧创新”的理念，编制了《民众学校教育和正式学校教育比较图》，两者共同构建了整个学制系统。[16]尽管两人主张不尽相同，但均为以“补助正式学校教育之不逮”来定位社会教育。
陈礼江是并列派主要代表，他认为“教育系统的产生，是先有需要，经过提倡，最后由政府规定的”，而社会教育作为新兴的、目前尚处于分头研究实验时期，学界尚未注意到其整个计划，更遑论社会教育系统。就当下来讲，“唤起民众，复兴民族，非民众教育不可！”由此，为避免社会教育不居于附属地位，“需自筑壁垒，另成机构”，主张在现行教育系统外，另设一个社会教育系统。陈礼江主张社会教育系统由纵的组织和横的事业构成，前者分为民众学校、县立民众教育馆和省立民众教育馆三级，形成了由狭到广，由低到高，层层递进的社会教育行政体系；图书馆、体育场、戏剧音乐院（团）和博物馆则构成了后者，后者由上下联系的前者来加以实施。[17]“所谓建设中国的中国社会教育系统，就是以第三派（陈氏主张，笔者注）的主张为依据”。据社员顾岳中回忆，“陈氏根据现在全国社会教育实施的普遍情形和教育部历次所要推行的社会教育计划，参以个人的意见，经过多方的斟酌和考虑，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教育制度”[18]。教育行政的权力力量给予了“并列派”进一步施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