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教育界大多采取职位功绩制和训练功绩制相结合的方式，按照职位、学历及年限来核定薪水，而对于社会教育人员，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多依惯例自行酌定标准。据调查数据显示，社教人员薪酬待遇地区差异明显，以民众教育馆为例，江苏省各县市立民众教育馆馆长最高的为60元，最低24元，平均数为40元，馆员最高为42元，最低为0元（兼职不兼薪）[119]；山东省民众教育馆馆长平均数为26.17元，馆员平均数为19.11元；浙江省各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薪俸中数为20～25元。而当时全国中小学教职员薪金中数，中学的为37.96元，其中校长90元，主任49.19元，教员53.67元，职员27.10元；小学校长实验小学月薪中数为57.85元，普通小学月薪中数为24.30元，教师实小月薪中数为42.89元，普小中数为20.52元。[120]相比之下，民众教育馆馆长及馆员的薪金较低，“民众教育馆职员待遇应与学校教职员相同”，“县立民众教育馆人员待遇应与小学教职员看齐”，成为社会教育界大力呼吁的重点。[121]
表5-7 江苏省立社会教育人员待遇标准表（1934）[122]
20世纪30年代初，全国小学教师的薪水及生活状况并不乐观，许多小学教师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身兼数职，才能勉强糊口，既无精力从事其他活动，更无余力去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目下政治不宁，社会衰颓，直接间接，使小学教师，态度消极，生趣索然，致乐业专业精神，不能充分表现出来。如各级小学经费，因荒灾的关系，往往不能按期发放；教师仰事俯畜之资，既十分微薄，而又时时发生恐慌现象；对于事业，不免常抱‘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思想。”[123]当时报纸上，常常出现长篇累牍地报道小学教师因欠薪、扣薪而导致的请愿、请假、怠教、罢教等突发事件，1934年9月29日《东南日报》报道余杭县拖欠4个月小学教师薪水，“学校办公室的教员，好似监狱署里囚人，大家只得相对而泣”，引起社会人士的强烈反响。[124]相比之下，社会教育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明显偏低。当时中小学教职员的待遇“已属微薄”，社会教育教职员的待遇则更是连其“个人的伙食都难以维持”。[125]其境况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