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人员待遇问题，是社教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社教社第二届年会起历届年会均有相关提案出台，涵盖了社教人员的薪俸、进修、养老、子女教育补助金以及恤金等问题；而且，社教社还利用各种机会，或利用社团整体的名义，或利用核心社员力量，为社会教育人员待遇问题解决寻找契机。不同于其他社会教育问题的多元化诉求，不论社教社核心专家，抑或地方社会教育机关代表，大家对社教人员待遇问题目标基本一致，即参照学校教职员标准，出台一套社教人员待遇条例，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纠葛，又一次有了交汇点。
表5-8 社教社关于社教人员待遇的提案一览表（1932—1937）[138]
续表
从表5-8看，社教社第二届至四届年会共有6件提案涉及社会教育人员待遇，总量虽不多，但分量较足。除第四届年会为临时提议、提案人不详外，其他4件原提案，从提案代表来源看，地域涉及福建、山东、浙江，主要集中在浙江省；职业及职务方面，既有省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省立图书馆馆长、省立社教专门人才培养机关校长，又有国立浙江大学知名社教专家，还包括省教育厅、县政府教育科主管社会教育的行政人员。第二届年会3件原提案，经大会讨论后形成两条决议案，会后理事会第6次会议专门决议“交常务理事办理”[139]。第三届年会由浙江籍代表联名提出提案，经理事会第10次会议，同样是“交常务理事会办理”。社教社先后将第二届、第三届有关社会教育人员待遇提案呈交教育部，第四届年会再次提交2件提案，第一件国民政府修宪中主要涉及社教人员的待遇问题，要求与学校教职员享同等待遇，将之作为社会教育地位的主要标志；第二件从提案名称及通过的办法看，社教社准备负责起草具体条文，并派代表赴教育部请愿，希望能给予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