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四次年会继续递交相关提案可见，社教社第二、第三届年会决议呈交教育部，并没有取得相应效果。实际上，除去年会议案上呈，社教社还通过1934年1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委员会契机，集中讨论了社教人员待遇等问题，并形成“社教人员任用及待遇规程”决议案，递交相关主管司及教育部参事处。社教司第三科科员顾良杰对此抱以极大乐观：“中国社会教育社历届社员大会，迭有呼吁，该社理事会，业据以呈部核办，教部当然表示同情。惟此事有一前提，即欲求待遇与学校教职员平等，则其人员之任用，必勿冗滥，必求合格，必受上级教育行政机关之考核，果能依此办理，足见社教人员之任用，其资格规定，亦甚严密而不能随便，且任用后须经上级核准，则其不合格者，自不得滥竽充数，如此，则待遇方面，自当与学校教职员一律而不致再有歧视，此教育部制定该项规程草案之本旨也。现该案既经大会决议成立，交主管司及教育部参事处，会同修正，大前提既解决，将来各细目之磋商修改，自较容易。此可向吾社教服务同人，预为告慰者也。”[148]可惜，由教育部召开的民众教育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案，依然未果。
由此可见，社会教育人员待遇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同一地位的观念问题，更有社教人员的任用资格紧密相连，而任用资格的规定和核准，又与社会教育人才培养问题、社会教育督导问题直接相关。换句话讲，只有建立起较为合理的社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规范的督导体系，大量合格的、受过社会教育系统训练的专门人才出现，才能保证任用资格规定落到实处，如此，才能正式解决社会教育人员的待遇问题，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由此，第四届年会关于社会教育人员待遇便改变方向，将社会教育人员任用和待遇作为整体推出。